基于特定程序确立的减罚事实是经由证据规则获得共识的。

[59]从实体内容上来看，减轻行政处罚时机的选择，需立基于裁量基准和原则。相反，对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不高的方林富炒货店，在法定情节之外酌定减轻处罚，更易被接受。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小微企业首当其冲。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风险社会的来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监管型国家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治理模式选择。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8条将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应受责难程序所生影响因违反行政法上义务所得之利益和受处罚者之资力作为量罚情节。过罚相当条款包含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四个要素，关系着包括减轻行政处罚在内的量罚轻重。法定量刑情节如累犯、自首、坦白、立功等。

法律原则的作用就是证明违反规则为正当，纠正或缓和规则的极端和严苛，杜绝消极适用法律可能产生的不当后果。[70]《江苏出台行政执法人员履职尽职免责办法》，载《中国市场监管报》2020年12月31日，第A1版。[50]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化的展开，各国开始以政府给付的形式给家庭提供医疗服务，直接针对生育行为发放现金津贴，采取提供社会化照料服务，对家庭施以特别关照。

宪法对男女平等的要求绝非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上，而应从实质平等的角度予以解读，尊重和维护两性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正视男女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并反思多年来对其社会角色和分工的刻板印象，让男女特别是女性都能拥有自主自愿的个性选择和平等的机会，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各自的优势和潜力，让二者在人格、机会和基本权利实质平等的基础上各尽其能。特别是鼓励生育三孩的背景下，减少家务劳动对女性发展的束缚，为女性在社会领域和家庭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保障，需要更精细化的制度设计。但是，人类再生产与物质生产一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13]。随着民众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生物科技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婚姻家庭领域的多元化成为普遍趋势，也给母亲权利保障带来新的命题。

[16]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关注分为平时保护、经期保护、孕期保护、产期保护、哺乳期保护和更年期保护等六个时段，那么对于生育这一直接使女性拥有母亲身份的行为应该包括孕期保护、产期保护、哺乳期保护。扶老携幼曾是家庭的任务，依靠的是家庭的自助功能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互惠。

[34] 参见陆海娜：《我国对平等就业权的国家保护——以国际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由于平等理念逐渐普及和法律规定明文禁止，显性的就业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中已不多见，代之以隐性的形式存在。[3] 参见谢立斌：《宪法社会权的体系性保障——以中德比较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63页。女性的权益保障也必须被纳入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公共框架之中，进而实现男女平等在公私领域的同步发展。

[54] 参见注[52]，第28页。国家支持的直观衡量标准即是否有相应政策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生育是社会事务，是社会行为，事关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承认生育和抚养行为的社会价值，形成国家、社会、家庭等多方协同的体系。关键词:  女性权利 人权 母亲 三孩生育政策 国家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三孩生育政策逐步推进。

保护义务的履行需要国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采取妥当措施保护其各项权利免遭侵害。一方面，在家庭照料和子女抚育的实践中，男性角色严重缺失。

我国宪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母亲受国家保护，应该将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纳入对该条款的理解中，充分尊重女性的主体性和平等权利，肯定生育抚养行为的社会价值。例如：高龄产妇的健康问题、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三孩之后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等。

另一方面，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往往被认为对社会的贡献小于男性，因而得到更少的经济回报。注释: [1] 学者从性别公平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女性遭受的日益严重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31] 参见李娟、武萌、曹睿昕：《全面二孩政策下高龄母亲的风险与机遇》，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71-172页。其三，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但其生理特征以及照顾儿童、老人等家庭传统分工使她们在就业市场上遭遇不利对待，比如怀孕求职被拒、拒绝女性请假、升职空间缩减甚至被解雇等母职惩罚现象大量存在。每一位社会成员，无论男女，只要具有同样潜能就应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和起点，并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法律体系中身份权的意义在于通过不同的法律关系来确认权利，规范主体的行为、协调主体的立意，进而实现社会关系中各种利益的均衡，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

以我国宪法为例，其一，《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国家保护。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后续的宪法都对母亲的宪法地位进行了规定，并采取了一致的表述：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7]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女性权利已经是人权保护的核心价值和行为准则。[9] （二）男女平等原则下的体系性解读 对母亲受国家保护的内涵解读，还需要将其置于我国《宪法》第48条男女平等原则的整体框架中，将该原则的内在要求融入其中，进而维护宪法规范体系的连续性、一致性和融贯性。

是否生育和生育多少不再被仅仅认为是个人私事和人的本能需求，更是人的社会责任。女性主体意识反映在生育中，则主要涉及女性生育的自主性，是女性对于是否成为母亲的决定权，包括女性可以自主决定生育与否、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数量等。

人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尤其关注和凸显国家对于保障和实现人的尊严所负有的义务，这种尊严是基于人自身的地位产生的，而非针对某种社会身份或者特定的有才华和有能力的人。公众也基于传统性别分工把生育和抚养孩子完全与女性等同起来，形成了生育就是女性的事这一刻板印象。在这一背景下，应继续针对女性权利保障的现实困境，以更理性、科学的态度完善制度设计并确保其落地实施。这个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多种不良妊娠后果出现概率大幅升高的分水岭。

[25]换言之，对于生育行为应该采取鼓励性甚至奖励性的措施，而非以强制多生和惩罚少生，避免生育政策重蹈工具理性和干预主义的覆辙。因此，生育权关系着个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其背后是人的尊严与自治。

母亲要在健康的身体条件和安全的环境中，才能更大概率孕育健康的婴儿。[61]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和保障水平方面也存在缺失和不足，女性身体健康权保障薄弱，孕育和生育的风险更高。

为统筹三孩政策实施和女性权利保障，应引入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公共托育服务、家庭护理假与平等就业等制度，促进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落地实施，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女性和单身母亲群体等方面推进。[14] Shani Orgad, Heading Home: Motherhood, Work,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 p.3161，转引自：曹晋、曹浩帆：《高学历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评莎妮·奥加德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载《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3期，125页。

[6] 参见王广彬：《社会法上的社会权》，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70页。此外，职位的升迁还关系到收入水平的提高、政治地位的获得与提升、退休之后各方面的保障等。[60]此外，还需要在全社会加强先进性别文化的建设和宣传。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女性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2.女性所享有的权利具有身份性 一般而言，作为现代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产生并由其专属享有、以其所体现的身份利益为客体，为维护该种关系所必需的权利。从育龄女性的现实需求出发，做好孕前、产前保健工作，提供系统而完整的妇幼保健服务，着力构建妇幼保健机构防治结合的运行新机制，创建危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应急抢救的安全生产救助体系，提升三孩生育的健康指数。

基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现实中的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55]这种社会意义上的身份可能导致男性与女性形成等级关系，使男性在权力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使女性处于其从属地位。

（一）观念的更新：社会性别平等理念的嵌入 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对应，是由社会和文化建构的、分别属于男性和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模式，进而形成男女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母亲这一身份包括了该主体在一定场域中的法律关系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和责任。